民国时期儒学与新医之间的冲突及其原因从疫病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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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儒学与新医之间的冲突及其原因从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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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自十七世纪后，运用科学方法建设医学并弃除原有医学中陈旧、宗教的成分，竭力发展实验主义的医学，尤其是 1857年巴斯德发现微生物后，击碎了疾病的神秘性，开创了现代医学发展的新纪元。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因源自西洋故称之为西医，因建立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基础之上也称科学医，又因与中国传统中医（旧医）相对又称新医，本文为陈述方便统一称新医。新医在清末已有所发展，但影响较小，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东北鼠疫爆发，人民死伤甚众，中医束手无策，留英医学博士伍连德奉朝廷急诏抽调具有西方医学背景的中外医师组建防疫队，成功扑灭这次大范围的瘟疫流行，全方位展示了新医的强大威力，为清政府高度赞赏并认可。至民国，新医已成为中国医界的轴心，政府在全社会倡导并推进新医的本土化进程，自始新医进入民众生活。在中医与新医产生激烈碰撞的同时，新医在疫病控制方面的做法与中国传统的儒学，特别是儒家伦理发生对峙，导致新医举步维艰。

一、疫病隔离：新医对中国传统儒学的冲击

在控制传染病流行、维护公众健康方面，新医彰显了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奇妙功效，施行的也是时人未所闻未所见过的防止疾病的独特模式：隔离治疗疫病患者以切断传播途径，注射疫苗以保护易感人群，其中隔离患者是控制疾病扩散最常用、最有效的基本手段，而隔离也成为刺向传统儒家伦理的一把利器。

烈性传染病如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等因为传染迅速、死亡惨烈，隔离是首选的防止扩散的举措，如对于霍乱病人，“倘有可疑的旅客，即行留验隔离，以消灭第一个患者，霍乱预防的第一步措施是厉行海陆空检疫。……第二步措施是设立隔离病院或病室，把一切霍乱患者都集中起来，将他们的吐泻物一律加以严密的消毒，就可以希望把这个传染的机会管制起来了。”[1]“如有患本病（伤寒）者，急速设法隔离，防备传染。”[2]一些慢性传染病也多采用隔离法，如肺结核。国内俗称肺痨，是一种慢性传染病，病程长，疗效低，耗费身体、摧残精神，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社会危害极为严重，“以严格言之，肺痨患者应以人群之危险物自居，一切人世接触尽可能的与人隔绝则隔绝之。”[3]不仅强制隔离结核病人甚至还剥夺了结核病人的基本权利，“检查民众患有结核病时，强迫入公共医院或私人医院治疗，病未治愈不许其结婚。”[4]至于对付麻风病人则投至疯人院禁止与人接触也是广为人知。总之，针对传染病患者“政府于各地设有隔离病院，每医生发现传染病患者后，必须报告官厅，急令患者移于隔离病院，其家属亦暂令官厅看守，不得随意出入……患者未曾痊愈时，无论家族或其它人等，绝不准其往视病人……”[5]不仅仅是隔离单个传染病患者，有时甚至是以县或乡村为单位实施整体隔离，如民国二十九年秋，四川剑阁等处发生霍乱，“吾人即向县长及第十四区专署林专员建议，通令所属，若有霍乱流行之乡镇及其附近区域，一律禁止赶场。”[6]“除对来往旅客加以检视及预防注射外，并商得当地县长同意，于即日起，八周之内禁止剑阁人员出境，以免将疫症带往他处。”[6]

隔离病人确是阻断了传染病的传播路径，它将患者或带菌者、密切接触者限制于指定的场所，杜绝与外界接触，避免了病菌的对外扩散，保护周围健康人群安然无恙，是控制疫情蔓延极为有效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将患者置于一个冰冷的与外隔绝的世界，也撕裂了人们的情感交流，阻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互动，被隔离者或其亲属内心痛苦不堪、思想煎熬难耐、精神倍受折磨，促发了人们的悲凉心理甚或酿发人间悲剧，然这仅仅是表象，其背后则是以隔离为疾病控制手段的新医对中国传统儒学的搅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发源于人的自然关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夫妇、父母、兄弟等聚集形成家庭、宗族等社会群体，群体内各成员也尽与自己生活地位相对应的本分，履行着儒学赋予的职责，在脉脉温情中维持群体的安定有序、和谐运转、生生不息，对于这一点梁漱溟总结说：“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外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7]（第81-82页）几千年来，这种情谊关系已溶化沉积到人们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与行为方式之中，与人民的生产、生活浑然一体，儒家本意是希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近乎本能的合乎礼仪的情感交往而达成人伦和谐、人际和睦进而促成整个社会的和平。而隔离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粉碎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基础，对人伦秩序给予摧毁、对人间温情予以全面抹煞。在隔离面前，常人感到无助、惶恐、悲凉、绝望，其实质是新医所倡导的隔离治疗手段对儒家所倡导的仁义孝慈等情感观念的冲击，“况社会习俗中，于人心骤行遮断隔离之法，人民多所疑嘘。父施诸其子，必以为不慈；子施诸其父，必以为不孝；施之于夫妇，必以为不情；施之于友朋，必以为不义；施之于仆婢，必以为不仁。”[8]（第196页）又或“再以风俗习惯言，中国人民，向重孝道。人子对于其父母，送死每重于养生，今面同其子，而置其父母于死地，或父母既死，而不使其子女葬其尸身，此等苛政惨剧，虽禽兽不忍见，况人类乎。”[9]（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