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他者世界特里伊格尔顿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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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他者世界特里伊格尔顿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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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作为英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家，自觉地坚守马克思理论阵地，用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其思想倍受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伊格尔顿以经典的美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活跃在西方后共产主义时代，在创新当今世界理论景观的同时，他亦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姿态，时刻关注着当今西方左派如何考量和践行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其理论诉求即是对当今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并在实践层面表征出对共产主义发展命运的合理关切和政治运思，形成了集精神分析学与共产主义理论于一体的共产主义思想。在《陌生人的麻烦》(2008)、《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等著作中，伊格尔顿继续坚持理论实践性的立场，将“文化”凸显以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特色，将“政治”一词囊括其中凸显自身理论特征，其理论形态可概括为文化政治批评。基于此，本文以伊格尔顿强调的批评政治为基准，深入探究文化政治批评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效用，从文化伦理学角度挖掘共产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以此实现创新人类社会发展方式和全面内窥人类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在文化政治批评的战略框架之下，努力实现伊格尔顿所孜孜追求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亦即属于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1](P.17)

一、共产主义的缘起:文化批评、文化政治批评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一反常态地宣告了理论的终结，进而重新思考文化批评的价值，提出了新的研究路径，借以表明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和文学理论的新姿态，并阐释了文学研究的未来走向。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叙事，伊格尔顿开始积极探索文学与政治的结合，并对文学理论展开诸多角度的批判。同时，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危机所体现的人性危机，伊格尔顿开始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文化政治的批评，亦同时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坚决驳斥。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过时，相反，正以鲜活的生命和姿态活跃在当今世界发展实践之中。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伊格尔顿甚至以痛彻心扉的质问结束全书——“还有哪位思想家像马克思这样受到如此严重的曲解呢”[2](P.235)？因此，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理论语境和实践逻辑中的马克思主义，迫切需要当今学者予以理论上的关注及其实践；从文化理论层面涉及的共产主义议题则需要与政治学、伦理学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文化批评才能起到振奋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文化政治的结合促成伊格尔顿对人性的深度探究和追问，更映照出其本人对关乎人类生存发展和人类自由解放命运的现实考量。所以，文化是人类智慧的凝练和总结，必须借助文化批评的手段才能实现文化的自为自觉。文化政治就其叙事而言，它本身就突破了传统的理论之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走文化政治批评的实践道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秩序的批判与发展。可见，在伊格尔顿那里，共产主义的缘起是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文化政治批评对其本人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强力回应和现实关照。文化与政治相互关联，伊格尔顿所表述的共产主义观点正好映衬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文化的内隐特质与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价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着极其深刻的反映，而且对共产主义人的行为方式亦会产生重大影响；政治则统领共产主义社会所牵引出的物质生产条件、权力关系与社会制度。由此，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绝非是简单的人的关系，而是各种关系的统一体。伊格尔顿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作了这样的陈述：“伦理与政治并不是相互分离的领域，只是看待同一对象的不同视角——前者研究的是需要、欲望、品质与价值等问题，而后者考察的则是随之而来的可以理解的习俗、权力形式、体制与社会关系。”[3](P.316)(此处所涉及的伦理一词亦可指文化)因此，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使得它们具有了改变社会发展前途的意义，即走共产主义发展道路所具备的理论品质。

其一，厘清文化与政治的逻辑关系。文化是能够被传承的文学艺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是人类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作为伦理学的文化应为其政治发展服务，将人类发展的最高标准和至善至美作为统摄文化政治的先决性条件和使命，这恰切与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追求相耦合。在伊格尔顿看来，政治是为人类服务的，人可以通过政治解放获得最高的善，人的终极目的、人类实践的最高标准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一点与共产主义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在共产主义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秩序的架构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政治秩序的重塑需要构建健全的政制，以此维护人类和谐发展的生活秩序。相应的政治诉求要从实践上契合共产主义的道德文化、行为习惯等最佳政制。第二，良性政治关系的建立要以人类的幸福为基准。要清楚什么是人的幸福、幸福为了谁、幸福依靠谁等关键问题，这就涉及对共产主义文化道德或行为习惯的探究。第三，文化道德的捍卫与坚守需要良性政治的创建。文化为政治提供理论基础，政治为文化提供环境支撑，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融会贯通的关系。基于此，共产主义的文化既是政治发展的母体，又是政治得以走向解放的纽带，彼此之间是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的良性互补关系。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能否过上道德的生活，也就是说人类独有的一种臻于完善的生活，最终取决于政治”[4](P.124)，我们“应该以经典的古代方式考察好生活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得到它”[5](P.94)。换言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应该追求人类自我实现、自我提升和自我发展，将人类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作为人类自我解放和发展能力升华的生动体现和价值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