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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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洗出一个新纪元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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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重要思想人物之一，李大钊通过一系列著述、言论以及社会政治运动，在五四前后的学、政两界以及相关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因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过往国内学术界关于李大钊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大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较多将李大钊视为“党史核心人物”，聚焦其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必然的历史过程”。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从史实层面逐步厘清李大钊思想及其社会活动的诸多历史细节，另一方面也因时代氛围与研究者“后见之明”的影响，对于民国初年李大钊思想中多元与复杂的面向有所忽略。

20世纪90年代至今，对于李大钊思想的研究无论是在史料开掘、议题选择还是论述方式上，均有较大拓展与创新。近藤邦康、后藤延子、村田雄二郎、石川祯浩以及汪荣祖、童世骏、高力克、王远义、杨芳燕、顾红亮等国内外学者，逐渐超越了传统研究的“党史范式”，通过探寻李大钊思想的多重脉络，凸显其如何通过日本和欧洲的渠道，接纳“宪政”“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等观念，进而形成自身对于中西思想的汇通与理解。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对李大钊的知识结构与思想观念演变的探讨，尚缺乏从五四时期普遍关注的“文明”与“世界”的宏观视野，探究20世纪初期李大钊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关于“文明主体”与世界观之间的密切互动。①与本文研究旨趣及问题意识接近者，主要有Maurice Meisner,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日]近藤邦康：《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王远义：《李大钊到马克思主义之路》，《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13卷第4期；杨芳燕：《再造新文明：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普遍与特殊》，《知识分子论丛》第14辑；汪荣祖：《从文化与政治解读五四前后的李大钊》、王锐：《锻造“政治民族”——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意涵》，《“文化的政治·政治的文化：五四知识分子的转变”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6月。笔者对于李大钊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思想也有初步研究，段炼：《从“心力”到“民彝”：民国初年李大钊关于政治正当性的思考》，《史林》2017年第2期。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李大钊思想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思想置于晚清以降的关于“世界”认知的思想谱系中，回溯其心路历程的历史语境和演变脉络。本文以其思想演变与20世纪初期的世情、国情的互动作为讨论重点，着重分析李大钊如何阐述文明、世界与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形塑其对于理想政治秩序的复杂构想与价值抉择。本文试图追问的是，五四时期知识界所关切的“再造文明”的议题，与此时他们对于“世界”的关怀有何关联？在此背景下，李大钊又是如何不断调整其思考世界与文明的尺度，反思西方共和制度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进而言之，李大钊为何最终选择革命的方式，积极介入现实政治，并试图以此催生超越民族国家的新的文明主体——平民（大众）？“有血的革命”的主张、个人改造必须以人类命运改变为前提的认知，以及全世界被压迫者荣辱与共的互助情怀，又是如何构成李大钊心目中实现新文明、创造新世界的核心内容？

一、从“国家”到“世界”的语境转换

晚明的耶稣会士给中国带来了早期的环球地理知识，但作为意指“全球各国”的世界观念，直到晚清时期，才在士大夫群体中形成较为强烈的思想冲击。19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列强“商战”“兵战”和“学战”带来的时代危机刺激下，中国逐步卷入一个列国林立的世界。对外战争的一系列屈辱性溃败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深了晚清中国对于世界的理解以及对于组成世界的“泰西诸国”的认知。从此，仿效西方发达国家以寻求中国的自强之路，成为晚清朝野因应时代危机的共识，也成为士大夫谋求变革的思想动力之一。

不过，“世界”自始就并非一个恒定的概念，而是时人认知中因时因势而变的一则变量。1907年，杨度在发表于《中国新报》的《金铁主义说》中，即以《今中国所处之世界》为题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国际之名词，而中国之人民，亦惟有世界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此无他，以为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中国以外，亦无所谓国家。盖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杨度论述中的“世界”一语的意涵，其实和传统儒家的“天下”观念大体一致。而随后“国际之名词”的出现，则正是因为“数十百年以来，经西洋科学之发明”，西方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探险、扩张乃至殖民的结果。从此，“以世界自命”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向之所谓世界者非世界也，不过在世界之中为一部分而已。此世界之中，除吾中国以外，固有大国在也。”②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另一方面，率先意识到“世界”的存在，然后逐渐接受中国之外“固有大国”的观念，导致源自传统的“天下”观开始解体，进而使得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其实是世界（国际）中的一国，并自觉地将自身纳入这一世界体系中。